中國近代名人及事蹟，近代愛國名人及事蹟

1樓：草根翻天

魯迅，原名周樟壽（後來改為周樹人）字：豫山，後改為豫才，於2023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乙個官僚地主的家庭裡。13歲那年，他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舉舞弊案鋃鐺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致死亡，家境敗落了下來，因此賣了房子。

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就這樣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

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裡包含著親切，眼光裡流露著溫存。自他家變窮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

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說話了，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對於他幼小的心靈的打擊很大，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事物的。

多年以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

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真誠的關係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係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乙個官僚的「幕友」，倘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

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

2023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借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

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演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乙個人，乙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

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先生在南京路礦學堂期間成績優異，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公費留學的機會。2023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現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

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乙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視。

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95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洩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乙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乙個中國人為**人做偵探，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1]在旁邊看熱鬧。

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時他已經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所有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

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誌，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

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絡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乙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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