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
清朝統治者還認識到進入邊疆的移民是重要的人力資源，應把墾荒與安置流民結合起來。順治十八年（2023年），雲貴總督趙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蕪，當亟開墾。
將有主荒田令本主開墾，無主荒田招民墾種。俱三年起科，該州縣給以印票，永為己業。”戶部議復從之。
雲貴總督高其倬在奏疏中也說：移民至少數民族地區墾荒，“可以充實地方，可以移易倮習”。因此，朝廷對遷至雲南的農民，實行減稅和貸給種子、耕牛的優惠政策，極大地推動了移民活動和墾荒耕種。
在一些地區，官府還招募移民到山區或僻地墾荒，如雍正二年（2023年），雲貴總督高其倬招民開墾怒江上游沿江數百里曠土，為滇西北怒江上游地區大規模墾殖之始。對移民開墾的土地，朝廷允許定為永業，墾田以後數年的收成，先衝抵先前所借的路費、耕牛和種子，還清以後朝廷再徵田賦，如雍正十年高其倬招募移民至烏蒙府（今雲南昭通）墾田，就是這樣做的。[⑩]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批流民進入雲南各地開墾。據《清朝文獻通考》：康熙三年（2023年）雲南省即墾田2459頃，後又續墾1200餘頃。
至乾隆三十一年（2023年），雲南水陸可耕之地“均已墾闢無餘”。在平地普遍被開墾後，山麓地角也成為墾種的物件。乾隆七年，戶部議準雲南總督張允隨的建議，允許新開墾的“山頭地角”與“水浜河尾”，在開墾6年至10年後再按旱地或水田的標準徵收賦稅。
以後由於腹地可墾土地已不多，山區和邊疆乃成為移民墾荒的重點，有關記載如：雍正六年（2023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雲南鎮沅府開墾夷田四百三十頃有奇。
” [11]大姚一帶600餘里“深山大壑之中”的鐵索菁，經移民不斷開墾，至道光時已是“無不開闢之地，即無不居人之境，而村屯瞭望，若指掌矣”。廣南位置偏僻崗巒崎嶇，道光《廣南府志》說：道光以前租與川楚黔粵貧民墾種的廣南，道光時已是“民物繁滋”，“楚黔粵之民，攜挈妻孥，風歺露宿而來，既視瘴鄉如樂土。
”道光間開化、廣南、普洱尚有曠地，流民遂多至其地搭棚墾種，以後官府加強管理將之編入戶甲。隨後貴州農民又大量移入，“分向幹瘠之山，闢草萊以立村落，斬荊棘以墾新地，自成系統，不相錯雜。” [12] 又如普洱地區。
自李定國率反清軍隊入居普洱，當地始有成群的漢族人口。迄雍正年間普洱一帶改土歸流，乃有較多的漢族移民遷入其地，“客籍之商民於各屬地，或開墾田土，或通商**而流寓焉；”至道光時已是“風俗人情，居然中土”。[13]
除移民墾殖外，清朝在雲南一些地方還舉辦屯田。但總的來看，清朝在雲南屯田的規模和範圍要小得多，而且一些地方的屯田後來還因廢弛被改為私田。雲南各地原屬明衛所管理的屯田，清初大部分已被地主豪強隱佔，參加屯田的丁壯大量逃亡。
如永昌衛所的屯田明代有1143餘頃，至康熙中期可耕種的屯田僅剩下364頃，其餘土地均被隱佔或已拋荒。[14] 清廷原想用減少屯田租額的辦法維持屯田。康熙二十八年（2023年）雲南巡撫範承勳奏準朝廷，又將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軍屯所欠銀20萬兩“盡行豁免”。
但減稅的效果並不明顯，正如後來雲南巡撫石文晟在上疏中所說：“減賦於今日，安知不增賦於將來”。有鑑於此，清廷於康熙二十九年接受雲南總督範承勳與巡撫王繼文的建議，允許將荒蕪的軍屯田地“照民糧上中起科，聽民開墾”；以後又准許各地屯田仿照河陽縣（今雲南澄江縣）之例，以按民田數額上繳田賦的辦法完稅。
在一些地區的屯田制度被廢除後，雲南“屯困始蘇”。經過這一變革，大批軍屯田地化為私田，束縛在軍屯土地上的丁壯成為小農，解除了生產力發展的束縛。另據《滇雲歷年傳》卷11：
康熙二十四年雲貴總督蔡榮報請朝廷批准，將賞賜給吳三桂的原沐氏勳莊作價改為民田，“照民糧起科，”此舉廢除了明代以來的莊田制度，亦具有進步意義。
由於注重發展農業生產，雲南的重要官吏大都積極興修水利。如平定吳三桂叛亂的次年，巡撫王繼文即組織修理滇池上游金汁等河的堤閘。鄂爾泰在《興修水利疏》中說：
“唯地方水利為第一要務，興廢攸系民生，修浚並關國計，故勿論湖海江河，以及溝渠川澮，或因勢利導，或盡力開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未可畏難惜費忽焉不講者。況雲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憂旱喜潦。”鄂爾泰對興修水利不僅有深切的認識，而且身體力行。
雍正八年（2023年），他奏準修六河、海口河水利；以後歲撥銀200兩，設昆陽州水利州同1員專管滇池下游水利；又制定歲修滇池上游鬆華壩及盤龍、金汁、銀汁、寶象、海源、馬料等六河堤閘的制度，歲撥銀800兩供治水之用。鄂爾泰還組織疏浚嵩明州楊林海和宜良、尋甸諸水，築浪穹羽河諸堤，並疏通入廣西的河道。又如雲南總督張允隨，議開金沙江水道並疏浚大理洱海，修築趙州、鄧川的石壩，獲田1萬餘畝。
留心水利熱心促成其事的雲南巡撫和布政使，見於記載者還有劉蔭樞、劉藻、明德、劉秉恬等人。[15]
清代雲南的農業有很大發展，納糧水平也大幅度提高，這從常平倉歲儲糧數可以看出。乾隆十三年（2023年），清廷定各省常平倉歲儲糧數額，雲南為70萬石，貴州50萬石；三十一年各省報告存糧數，雲南和貴州均為80餘萬石。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在雲南不僅努力發展農業生產，而且治農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徵收農業稅，這一點與以前一些朝代有所不同。
有關記載如：在鄂爾泰總督雲南之初，曲靖知府楊馝提出：“滇富民多隱田，通以丈量，升糧可倍”，建議丈田以增稅。
糧道張允隨則言：雲南地少田瘠，“以百姓之窮，莫窮於滇，土地之瘠，莫瘠於滇，徭役之重，莫重於滇。”在張允隨的極力反對下，“通丈雲南漢夷田地”以增稅的議論乃止。
雍正七年，趙州知州徐樹閎報告說當地發現二泉，可引水成田徵收田賦。經朝廷派官吏勘驗，回稱水弱不足以灌溉，“引水成田升科裕賦之說” 方被駁回。[16]
改土歸流是清代的一件大事。清廷進行改土歸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清除不利於邊疆統治及増加賦稅收入的障礙。雍正四年（2023年），雲南巡撫鄂爾泰對此言之甚明，其建言改流疏雲：
“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無人敢入土目盤據之地，如東川一帶“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雲貴川桂4省相連地帶土司勢力猖獗，有事諸省相互推諉，治理不易深入；滇南瀾滄江內外諸夷“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由元迄明“代為邊害”。鄂爾泰認為若改流得法，“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 [17] 另外，鄂爾泰在《改土歸流疏》中開宗明義說：
“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増賦稅，以靖地方事”。疏中又言：“若不改土歸流，將富強橫暴者漸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漸次改置，縱使田賦兵刑，盡心料理，大端終無就緒”。
在鄂爾泰看來，改土歸流與“以増賦稅、以靖地方”是緊密相連的。清廷雖規定對土司“額以賦役”，而事實上土司納賦於國家甚少，而取於土民甚巨。鄂爾泰曾舉鎮沅土府納賦的情況為例，言土司蒐括的大量所得，“輸之倉府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而少數民族地區畢竟以土司管轄佔多數，因此嚴重地影響了朝廷對農業的稅收。
鄂爾泰指出改土歸流於邊地糧餉“亦不無小補”，雍正則批雲：“豈雲小補”。[18] 這些情況都表明，如何增收西南各省的農業稅，是統治者始終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
同時亦應指出，西南各省從農業取得稅收的數額雖大幅度增加，但主要仍是用於滿足各省的開支；因統治機構龐大和吏治腐敗等方面的原因，徵集的經費仍經常入不敷出，需從他省調劑，如雍正元年（2023年）皇帝頒詔所說：“今雲南歲需協濟帑金三十餘萬，始敷支銷，如果督撫實心任事，為國計民生周詳籌畫，將官吏之侵漁各項盡情搜剔，酌盈劑虛，即滇省己自敷用，奚必遠藉他省之助。”[19]
清初，統治者對內地礦藏多有封禁，唯獨對雲南礦業的開採採取積極扶植的政策，原因是統治者根據雲南礦藏資源豐富的特點，把雲南作為**全國鑄幣用料的生產基地。如銅礦。康熙四十四年（2023年），朝廷錢局兼採滇銅鑄錢。
雍正元年（2023年），清廷從巡撫楊名時奏議，於雲南、臨安、大理、沾益4處設寶雲錢局，建冶銅爐47座，每爐月制錢4200文，就地鑄錢運京，雲南所鑄銅錢上有“寶雲”二字。五年張允隨為雲南布政使，為解決鑄錢所需銅，他整頓舊有銅場並開闢大龍、湯丹等新廠，“歲得銅**百萬斤供用。”八年，有云南另設錢局“鑄錢十萬千文，俟陝西委員運領赴秦行用”的記載，十二年朝廷又詔雲南增建鑄錢局，“鼓鑄錢文解京。
” [20] 乾隆時（2023年～2023年），雲南出銅每年達六七百萬或**百萬，最多時達一千二三百萬，因此《清史稿·食貨五》說：“滇省銅政，累葉程功，非他項礦產可比”。
從乾隆五年（2023年）到嘉慶十五年（2023年），雲南所產銅每年都在1000萬斤以上，乾隆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等幾個年份，雲南產銅高達1400餘萬斤。乾隆時每年有大量的滇銅運京，時稱“京銅”。由於京銅純度高質量佳，清朝派大臣專司京銅的調運和銅錢的鼓鑄，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也爭相截留調京的京銅，因雲南所產京銅大量**京城和長江以南數省，當時有“滇銅甲天下”之說。
除了銅礦外，雲南大量開採的礦藏還有銀、鐵、鉛等。據《滇雲歷年傳》卷11：康熙四十五年（2023年），清廷批准總督貝和諾的奏議，徵雲南金銀銅鐵錫各場稅課，以銀81482兩為率。
乾隆二年（2023年），清廷放開銅禁，“諭凡產銅山場，實有裨鼓鑄，準報開採，”並詔金銀礦仍行封閉。但云南的金銀礦仍許開採，當時有三嘉、麗江、昭通銀礦“相繼開採”。道光初年，雲南的南安、石羊、臨安、箇舊銀廠歲課銀達58000餘兩。
道光年間，由於購進鴉片**大量外流，中國出現了“銀貴錢賤”的現象，直接推動了冶銀業的發展。道光二十四年（2023年），帝詔雲南、貴州、四川諸省，除已開採者外，如尚有其他礦願開採者，“準照現開各廠一律辦理。”二十八年，又詔雲貴、兩廣等省督撫廣清查礦源，積極開採，至於開礦是官辦、民辦或商辦，“朝廷不為遙制。
”由於清廷對開礦採取積極的態度，“一時礦禁大弛。” [21] 其時雲南除重開一部分明代已封閉的銀礦外，還新開了茂隆、募乃等大銀礦。茂隆銀礦位於雲南孟定府西南佤族地區，繁榮時有礦工約3萬人，年產**上萬兩；募乃銀礦位於今雲南瀾滄縣北部，相傳繁盛時有360座冶銀爐日夜冶煉，礦工達10餘萬人，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處大銀礦均為民營並位於鄰近緬甸的邊疆地區。
至清末雲南全省計有大小銀礦18處，由此可見雲南冶銀業的繁榮。雲南富有鉛鋅礦，據記載**時期雲南省開採的鉛鋅礦有46處，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沿襲清代的礦場而來。清代雲南礦藏開採之盛，還可從雲南總督張允隨的奏疏看出，《張允隨奏稿》說：
“查滇南田少山多，民鮮恆產，又舟車不通，末利罕有。唯地產五金，不但本省人民多賴開礦謀生，即江西、湖廣、川、陝、貴州各省民人，亦俱來滇開採。”
食鹽也是雲南省生產的大宗。清初，雲南的鹽政屬巡按使統轄，不久改為由巡按督辦鹽政，專設鹽課提舉司和鹽大使管理鹽務。據《滇雲歷年傳》：
順治十七年（2023年），吳三桂移鎮雲南，同年定雲南鹽課歲額銀14萬餘兩。康熙元年（2023年），吳三桂加雲南鹽課銀10．9餘兩。三年，吳三桂又定黑井增收稅銀3000兩，遇閏加銀250兩。
二十一年，雲南巡撫王繼文奏準減黑井歲課銀24000兩。雍正十年（2023年），雲南全省鹽課數為正額銀為27萬餘兩，正額盈餘銀為22675兩，額外盈餘銀為25061兩。乾隆元年（2023年），清廷改設鹽法道統管各省鹽政，並頒佈了對邊遠地區應徵鹽課銀實行減免的規定。
據記載，嘉慶、道光年間（2023年～2023年）雲南開發的鹽礦有28處，清代雲南鹽井最著名者有26處，至清末雲南省食鹽的年產量達5297萬斤，年產100萬斤鹽的大鹽井有黑鹽井、白鹽井、磨黑鹽井、按板鹽井、抱母鹽井、喇雞鹽井、石膏鹽井和雲龍鹽井。上述鹽井中的一些在清代以前已見於記載，至清代產鹽量達到了更大的規模。
清代雲南所產鹽已能充分滿足本省的需要，甚至越南、寮國所需的一部分食鹽也由雲南省**。食鹽的大量生產，為清廷創造了可觀的賦稅收入，據記載：嘉慶八年（2023年），雲南省應徵鹽課銀為372625兩；光緒八年（2023年），雲南省應徵鹽課銀為372500餘兩。
昭通、東川兩地因鄰近四川，也食用一部分四川生產的食鹽。[22]
清朝重視經營雲南，還表現在積極發展交通業和文化事業等方面。清代前半期雲南各地交通業的建設，重點是對道路修繕取直以及完善驛站等設施，在一些地區還增闢了便道，進一步形成了遍佈各地的驛道網路。為了運輸“京銅”，乾隆時期（2023年～2023年），雲南巡撫張允隨主持開發了金沙江運銅水路。
清代後半期雲南交通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是2023年建成了由昆明經滇南至越南的滇越鐵路。這條鐵路是法國殖民者出自經濟侵略目的修建的，但客觀上極大地便利了雲南對外的交通往來。
在文化事業方面，清代積極興辦各級學校，如雲南省府州縣的學宮，在前代60餘所的基礎上發展到100餘所。雲南腹地的文化型別與內地已實現合流，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書院；參加科舉考試並獲得較佳名次的士人不斷增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文化水平也有明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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