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波波大爺
真諦（公元499~569年），印度優禪尼國人，精通大乘佛教。真諦在南北朝梁武帝時攜帶大量梵文經典乘船來到梁都建康，正準備開始譯經之時，發生「侯景之亂」，真諦於是輾轉來到富春，才開始譯經。之後，真諦又多次輾轉各地，在兵荒馬亂的年代裡，始終堅持譯經。
生平事蹟
編輯恰逢梁武帝派**張汜送扶南朝獻使返國，順便求請名僧和各種大乘經、論，扶南國便與真諦商量，請他應命攜帶經、論入梁。真諦素聞梁武帝崇奉佛教，中國名僧濟濟，可以行化，欣然答應了扶南國的要求，隨張汜揚帆渡海，於樑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十五日到達南海郡（治今廣州)。又由南海郡陸行北上，翻山越嶺，走走停停，共經2年，於太清二年（548年）閏七月抵京城建康，此時真諦虛齡已經50歲。
真諦始達建康，受到朝廷熱情歡迎，梁武帝親加頂禮，並把他安置在華林園寶雲殿供養，準備譯經。但就在這年八月，發生了侯景叛亂事件。十月，京城陷落，武帝被囚，士庶奔逃，真諦只得離京避難，朝著東南方向，輾轉來到東揚州富春縣（今浙江富陽縣），受到縣令陸元哲的招待，安排義學名僧寶瓊等20餘人協助他在自己家中翻譯《十七地論》。
由於戰亂擴大，只譯出5卷就被迫中止。至承聖元年（552年），侯景已在建康稱帝，把真諦請還京城，在臺供養。而此年三月侯景兵敗東逃，京城一帶漸漸安定下來，真諦住進了金陵正觀寺。
此寺原為梁武帝天監年間的譯經場所，真諦利用舊有譯經條件，抓緊時機，與原禪師等20餘人，翻譯《金光明經》；次年轉至建康縣（今江蘇江寧縣南）長凡裡一位檀越家中，繼續譯《金光明經》，共得7卷。其時侯景之亂雖已平息，樑室的內爭卻方興未艾，戰火仍在蔓延，江淮一帶兵荒馬亂，餓殍遍地。真諦在京畿呆不下去，只得於承聖三年（554年）南下，二月抵達豫章（今江西南昌)，住寶田寺，接著又到新吳（今江西奉新縣西），在艱難的條件下，仍堅持翻譯，一年中譯出《彌勒下生經》1卷、《仁王般若經》1捲及《疏》6卷、《中論疏》2卷、《九識義記》2卷、《新金光明經》、《唯識論》及《涅盤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經論。
承聖四年（555年），真諦來到嶺南的始興郡（今廣東韶關市一帶），又因太保蕭勃之請，於次年回到嶺北的南康郡（今江西贛州市一帶），連年顛沛流離，不遑寧處，仍隨方翻譯和講說。後來蕭勃被殺，真諦再度返回豫章，不久取道臨川郡（治今江西南城縣東南），前往荒陬海隅的晉安郡（治今福建晉江)，寄寓於佛力寺。在這段流徙過程中，先後譯出《大空論》3卷，《中邊分別論》3卷並《疏》3卷，《正論釋義》5卷。
當時的晉安郡，還是乙個經濟落後、文化荒涼的地區。但因為真諦的到來，一些義學僧如智文、僧宗、法準、僧忍等陸續來到晉安，追隨真諦受業。真諦在這些僧人的幫助下一邊譯經，一邊講解，使得晉安郡一度出現「講譯都會，交映法門」的興旺景象。
陳永定三年（559年），真諦已是61歲的老人，僻處在寂寞蕭條的晉安，雖然並未終止傳譯經論的事業，總感到周圍的環境，比自己原先設想的相差太遠，自己弘揚大乘經論的壯志難酬，萌發了離開中國，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頭。只是因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晉安又呆了一段時間，並與僧宗、法準、僧忍等一批知名於梁代的僧人重新審訂舊譯的經典。
逾二載，於文帝天嘉二年（561）離開晉安，乘船至梁安郡（恐係梁化郡之誤，梁化郡約當今廣東惠州市一帶），天嘉三年（562）九月，譯事告一段落，裝備了一艘大船，欲返家鄉，不料風向轉變，十二月間又漂回廣州，受到廣州刺史歐陽頠的供養，迎住制旨寺，奉請為菩薩戒師，盡**禮甚恭。真諦自來中國，飄泊了16年，至此才有了乙個比較安定的環境，開始了一段比較專心的譯經生涯。
在廣州跟從真諦受業，並助譯經論的僧人，有僧宗、法準、僧忍、慧愷、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還有曹毗等在俗**。他們有的是從晉安追隨真諦來到廣州的，有的是特地從都城渡嶺前來廣州相從的，還有一些是從廣州附近州縣就近前來問學的。他們中不少人已經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譽的義學宗匠，慕真諦的道德學問，不憚艱辛，遠來相尋。
他們的到來，給予真諦很大的精神安慰，對真諦的譯經事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他們有的擔當真諦譯經的筆受職責，有的記錄真諦的講義，整理成義疏、註記、本記、文義等行世。所以真諦在廣州的7年時間，譯出的經論及義疏等，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了前16年。
這一時期譯出的經論，內容雖然很廣泛，卻以《攝大乘論》為中心，大多屬於印度佛學大師無著、世親傳下的唯識法相學系的著作。《攝大乘論》正是真諦的專長，也是他遠來中國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國最後幾年的經歷，雖不能說是稱心如意，卻也可說是略申懷抱了。
真諦譯經的態度極其嚴肅認真，特別注重準確表達經典的原義。他採取隨出隨書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認真推敲，反覆核實，把意義吃透了，才動筆成文。為了保持文義的準確無誤，有時不得不犧牲文辭的通暢優美，所以他的譯文，具有文質相半的特點，有的地方甚至難免有晦澀難解的缺點。
真諦又堅持一邊翻譯、一邊講解的做法，譯經的助手同時又是他的學生。這些學生在他的培養下都成了《攝論》名家。來聽他的講座的還有廣州的其他僧、俗多人，經他的教導、薰陶，對《攝論》也都有了甚深的修養。
天嘉四年（563），他應慧愷、歐陽頠等之請，譯講《大乘唯識論》（即《唯識二十論》）和《攝大乘論》等，五年（564）又譯講《俱舍論》。在譯經弘道的共同事業中，真諦與助手兼學生們建立起真摯深厚的感情。例如專程從京城趕到廣州投於真諦門下的慧愷，先後與真諦同譯《攝論》和《俱舍論》，真諦對他有相見恨晚之慨，曾對他說：
如果我能更早得到你的幫助翻譯經論，那麼我的翻譯成績就不致於缺少。儘管如此，現在譯出兩論（指《攝論》和《俱舍論》），詞、理圓備，我也死而無憾了！
天康元年（566）二月他應慧愷、僧忍之請，於顯明寺重治《俱舍論》譯文，再一次闡講論義。光大元年（567），重治《俱舍論》完畢，又為僧宗、法準等再講《攝大乘論》一遍。二年（568），在南海郡應法泰之請，譯講《律二十二明了論》。
是時慧愷在智慧型寺不但幫助真諦譯經，還幫助真諦講經。光大二年（568年），慧愷代真諦為僧宗、法準、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學士70多人講《俱舍論》。六月間，真諦有厭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將欲自盡，慧愷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歐陽頠等跟著都來勸阻，他還居王園寺。
八月，慧愷講《俱舍》未及半部講說未完，而得病逝世。真諦非常感傷，撫膺哀痛。他覺得慧愷一死，自己如失左膀右臂，惟恐《攝論》和《俱舍》從此無人弘傳，對實現自己的志願是極大的損失。
為了悼念慧愷，也為了激勵其餘**，他召集道尼、智敫等**12人，到法準房中，共傳香火，令弘《攝》、《舍》二論，誓無斷絕。事後真諦續講慧愷未講完的內容，講到第五《惑品》，終因哀傷過度，發病停講，至第二年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十一日入寂，終年71歲。
**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編為部軸。真諦平時生活嚴肅，在廣州時常別居水洲，衣食之奉，節儉知足。**等受他的薰陶，也都勤奮稟學，晨夕不懈，形成一種刻苦篤實的學風。
及真諦歿後，**們分歸各地，弘傳其學，因而形成攝論師學派。
2譯著編輯
真諦在華期間，雖因世亂，不遑寧處，但他隨方譯出經典部卷之多，仍為同時諸譯師所不及。他所譯經論及講述疏記，據《歷代三寶記》所載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內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開元錄》刊定其譯籍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其中主要有《十七地論》、《金光明經》、《無上依經》、《仁王般若經》、《廣義法門經》、《唯識論》、《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律二十二明了論》等。
真諦的翻譯，由於譯處不定，所以譯文不很統一。但在廣州所譯的《攝大乘論》、《俱舍論》等，因有僧宗、慧愷、法太等人助譯，又一再經過校對，故質量較高。而真諦本人對《攝大乘論》和《俱舍論》也十分重視，曾在其**慧愷病逝後，特地邀集道尼、智敫等十二人，勉勵他們誓弘二論，勿令斷絕。
後來《攝大乘論》經過其門人幾代的弘傳，影響擴大，終於形成了攝論學派(攝論師），而《攝大乘論》則成為攝論學派的主要理論根據和根本典籍。
從真諦所譯經論的內容來看，他所弘揚的主要是瑜伽學系無著、世親之學。象《決定藏論》，即是《瑜伽師地論·抉擇分》的一部分，《三無性論》相當於《顯揚聖教論》的《成無性品》，《解節經》勘同《解深密經》的序和《勝義諦相》二品，《轉識論》相當於《唯識三十論》，《唯識論》（唐譯作《唯識二十論》）、《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等一系列的瑜伽學系主要經論，他都已譯出。中土瑜伽學系的規模，可以說是由他開創的。
他學說所宗，特別重視《攝大乘》和《阿毗達磨俱舍》二論。他譯講這二部論時，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覺得在中土道缺情離，不副所懷，一再決心西歸都未得遂之後，才應道俗懇請而翻出的；他又仔細地治定譯文，反覆講解，並特囑**道尼等立誓弘傳，可見他的懇摯之忱和鄭重其事的態度。這兩部論在印度佛學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名著，組織嚴密，義理豐富，可以說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種學說的總結。
他重視兩書，顯示他對於整個佛學體系的理解和弘法重點之所在。
真諦生於西印優禪尼國，和西印著名的佛教義學中心地伐臘毗相近，伐臘毗是當時正量部的根據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學的當與正量部有關。在他的譯籍中，最後所譯的《律二十二明了論》，就是以二十二個提綱頌文來解釋正量部律相要義的論書。如以《明了論》和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381）來華的竺曇無蘭所譯的《離欲優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及劉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由南海闍婆（今南洋爪哇）來華的求那跋摩所譯的《優婆塞二十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見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團不同的新的實踐條規在各處擴充教勢的一斑。
又在真諦所譯的《部執異論》上，也見到正量部見解的混入，如《論》中述可住子部（即犢子部，正量部從此派生）根本教義處，就有不見於其他漢、藏譯本的「三種假」、「一切眾生有二種失」等十餘條執義。從這些地方，都看出真諦曾受過正量部教養的色彩。此外，他還譯出《婆藪盤豆傳》一捲，《翻外國語》（一名《雜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十論》二卷，對於當時佛學界，都是很有意義的介紹。
至於舊傳真諦曾譯《大乘起信論》二卷，此蓋出於後人的偽託。在真諦歿後僅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即說「勘《真諦錄》無此論」，而列之於疑惑部。此書不但文獻無徵，而且所表現的思想體系，亦與真諦學說釐然有別，故不能作為真諦譯籍看待。
真諦的翻譯，大都儲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雖然有些艱澀，或雜入他自己的解釋，但從其師承來說，大體是正確的。後來玄奘門下對其譯文批判未免有過分之處。
又真諦傳譯主要經論大都經過講解。**們記述師義，通稱疏、釋，亦稱註記或本記。綜計屬於撰述者達二十餘部，可見他不僅是著名的翻譯家，而且是極淵博的義學大師。
這些疏記上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釋經論的傳統學說及有關文獻，是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可惜都散失不傳，僅可於後人著述稱引文中略見一斑而已。此外，真諦還撰有《佛性義》三卷、《禪定義》一捲、《眾經通序》二卷，大都同樣由**們輯述而成。
參加真諦譯場的人，最初有沙門寶瓊、願禪師等，繼有沙門慧寶擔任傳語，居士蕭桀擔任筆受。六十歲以後，真諦已漸善解華言，不須傳譯，當時擔任筆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愷和法泰。至於他晚年的譯事，則和慧愷合作最為密切。
相傳真諦所帶梵本達二百四十夾，其中《華嚴》、《涅盤》、《金光明》三經存於建業，其餘梵本都在廣州制旨、王園二寺。譯出經論僅佔其中一小部分，而部卷已甚可觀。他遭時多難，又缺乏得力的助手，以致未獲大量譯本。
真諦門下，以僧宗、法準、慧愷、慧曠、法泰、道尼、智敫及居士曹毗等為最著名。特別是慧愷助師譯《攝大乘》、《俱舍》二論，建議重治《俱舍》譯文，並記錄口義，最著功績。真諦嘗有相見恨晚之嘆。
現存他所撰《攝大乘論釋序》、《俱舍釋論序》、《唯識論後記》及《律二十二明了論》的《後記》四篇，為僅存的成於真諦生前的可靠史料。
真諦所傳之學，在梁、陳二代並不顯著，因其歿之前，僧宗、慧愷等真諦的**輩，想請真諦回建康。但都城的上層僧侶，害怕真諦回來，會奪走他們已得的榮譽，便向皇帝進讒言，說真諦弘傳的無塵唯識學說，有害於皇家統治和社會風化。建議不准讓真諦前來華夏腹地，應該讓他留在嶺外蠻荒之地。
陳朝皇帝偏愛《般若》學，尤其推崇《三論》，對於《攝論》不感興趣。聽了京城高僧大德的煽動，把真諦視為異端，加以排斥。所以**們想讓真諦回京的願望無法實現，真諦在南海譯介的無塵唯識新學說，在陳代也就只能侷限於嶺南一隅，得不到廣泛流傳。
但是，任何有生命力的新學說新思想，決非少數權勢者所能長期禁錮壓抑。真諦死後，他的**們散布於嶺南、九江、湘郢、建康、江都(今江蘇揚州）、彭城(今江蘇徐州)，長安，不屈不撓地為弘闡《攝論》而奮鬥，學者漸眾，宗奉者漸多。後來當時北方著名僧人，地論學者曇遷南下，獲讀新譯《攝論》，接受了《攝論》學說，認為可以補北方《地論》學說之不足，因而備極推崇，及應召入長安，剏講《攝論》，請從受業者竟達千數。
先後在彭城、江都、長安大加弘闡，奠定了《攝論》在北方傳播的基礎。名僧慧休（玄奘曾從受學），以及北地《攝論》學者道英、道哲、靜琳、玄琬等，都出其門下。當時長安名德慧遠，亦敬禮聽受，其**淨辯、淨業、辨相等都相從研習《攝論》。
而靖嵩的**智凝，講《攝論》於蜀地，傳播的區域益見擴大，瑜伽係無著、世親的《攝論》之學，至是遂遍及各地。它和流行北地的地論師學系並傳，各尊所聞，莫衷一是。終於導致後來唐玄奘法師服膺《攝論》，西遊取經、回國後開創了法相宗，終使瑜伽師的唯識學說遍於中國，其影響可謂深遠了。
而真諦本人，也因其卓絕的精神和豐富的譯業（關於他譯經的數量，諸書記載不同，或說共譯48部232卷，或說38部117卷，要之都遠比同時代的譯人豐富）而受到後人的尊敬和紀念。在中國佛教史上，他與鳩摩羅什(344~413)、玄奘（602～664）、義淨（700—711）（另有一說為不空（743—774）），並稱為四大譯師而名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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