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新石家莊
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浙江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活動；境內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00多處，有10000-2023年代上山文化、距今2023年的跨湖橋文化、距今2023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2023年的馬家浜文化和距今2023年的良渚文化。春秋時浙江分屬吳、越兩國。秦朝在浙江設會稽郡。
三國時富陽人孫權建立吳國。唐朝時浙江先後屬江南東道、兩浙道，漸成省級建制的雛形。五代十國時臨安人錢鏐建立吳越國。
元代時浙江屬江浙行中書省。明初改元製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轄11府、l州、75縣，省界區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為浙江省，建制至此確定。
“浙江”是錢塘江的古稱，意為曲折的江水。唐代時，分江南東道設立兩浙道，是為“浙”字第一次成為地方**的名稱，“浙江”之名由錢塘江流域，延伸至北起長江，南至平陽，西倚茅山、天目山，東濱大海，囊括太湖、錢塘江、甬江、靈江、甌江、飛雲江、鰲江等幾大流域的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理名稱。
這一區域在春秋戰國以前為越人聚居地，也是越國的本部，又曾被吳國佔領，後又成為楚國的一部分。秦統一中國後，即在這裡設立會稽郡，屬揚州。三國時屬於東吳，兩晉南北朝時期屬於南朝。
唐宋之際又相繼為兩浙道、吳越國和兩浙路的轄區，因吳越國內設13個州級行政區，故並稱“兩浙十三州”。吳越國主要範圍均為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上海市和福建省北部的建甌、寧德、壽光，江蘇省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即為今天吳越文化和吳語的佔據主導的區域。
明朝初年，設定“浙江布政使司”（初期不含太湖地區的湖州府、嘉興府），治杭州，而一些靠近福建的地區以蒼南金鄉為界，劃入福建行省。自此大致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浙江省轄區域。
2樓：子虛烏有
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素稱"文物之邦".歷史悠久, 積儲深厚.從考古資料看,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原始人類"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區一帶活動.
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間,浙江境內人類活動的範圍公元十世紀以後,浙江進入封建經濟的繁榮時期,成為當時中國的富庶地區之一。
浙江擁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譽，更有“文化之邦”、“旅遊之鄉”的盛名，歷史悠久，經濟發達，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從東晉南朝以來就後來居上，千百年來遙遙領先，在21世紀的現代化賽跑中理當再接再厲，更上新臺階。筆者針對浙江歷史文化的地域特點初步羅列了遺產中的合理因素：
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鼓舞：久遠而光榮的歷史，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留下濃重一筆。從遠古的建德人開始、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開了文明的篇章，傳說中舜的後代受封於上虞和餘姚，大禹治水到過紹興，並長眠在此，在先秦已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時的越國、三國的孫吳和十國中吳越均以浙江為發端，南宋以臨安為都一度佔據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
治水英雄大禹可謂大智大勇，公而忘私，**了凶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過家門而不入”傳為千古美談；白居易、蘇軾、王安石在浙江任職勤政為民，澤被後世；海瑞在淳安剛正不阿，敢於冒犯權貴，人稱“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報國的岳飛父子的忠骨；陸游念念不忘收復失地，“位卑未敢忘憂國”激勵了無數志士仁人；名臣于謙以自身行動實現《石灰吟》的絕唱。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報仇雪恥；孫堅父子乃一代梟雄，威震江東成就霸業；抗倭名將戚繼光在浙江招募和訓練“戚家軍”，在臺州九戰九捷，平定了倭患。
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鬥爭中前赴後繼，可歌可泣，鴉片戰爭中壯麗殉國的“定海三總兵”彪炳千秋；鎮海招寶山炮臺官兵痛擊法國侵略軍；太平軍馳騁浙江大地掃蕩清妖；“鑑湖女俠”秋瑾壯志凌雲，豪氣沖天，不愧為巾幗英雄。浙江兒女的英名偉業真是不勝列舉，永遠鼓舞我們自尊自信，愛國愛鄉，自強不息，從中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二深厚的思想之涵養：浙江先民把一個落後貧窮的蠻荒之地逐步建設成全國領先的膏肓省區，不僅摘掉“南蠻”帽子，而且維持千餘年的前列地位，豐厚的文化折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筆者認為所蘊涵的精華主要有 ：⑴創新精神。
“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先秦就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吳越地域文化，後來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浙東學派”長盛不衰。首先或在文章體裁獨創一格，另闢蹊徑，例如王羲之的書法、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魯迅的雜文，蔡東潘編撰二十四史演義的巨集篇鉅著；其次或在思想體系或文學藝術流派上推陳出新，代有高峰，哲學、史學、繪畫、戲劇中各學派影響深遠，少有亦趨亦步，故步自封的因循守舊，地方戲曲百花齊放，有越劇、婺劇等藝術奇筢。⑵思想解放精神，浙江先民總以開闊的胸懷開風氣之先，少受習慣惰性的束縛，這與臨近海洋環境相關，梁啟超先生有精闢的見解：
“海上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能使起精神曰以勇氣，曰以崇高，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如從哲學上東漢的王充大膽批判正統的董仲舒“天人感應”謬論；南宋的陳亮、葉適等開創“事功學派”與程朱理學針鋒相對；浙江是中世紀後期批判哲學和啟蒙思想的搖籃，它總是緊貼時代脈搏，從王陽明的心學繼承了先賢們的主體與現實精神，訴諸良知，注重踐履，衝出壓抑人性、束縛思想的泥潭，促進人們突破經學和理學的藩籬。進而誘導了明末清初啟蒙思潮的異軍突起；以黃宗羲為首章學誠殿後的浙東學派承接王學之餘緒，革新士林習氣，一定程度上活躍了學術界；龔自珍在萬馬齊喑的沉寂中發出“九州生氣恃風雷”的吶喊，拉開近代化的序幕。
後來更受到洋務思潮、維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及新文化運動的“民主”、“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的薰陶，成為推進歷史文化前進的動力，章太炎、魯迅堪稱一代宗師。在文學界南宋文壇陸游、李清照、陳亮以表現亡國之恨，渴望收復河山的豪放派詩篇佔據主流；封建末世的文藝領域裡，呈現明顯的世俗化和自由化傾向，人性的解放左右了創作主流，李漁、洪昇等享譽海內；“五四”時期新文學大軍中有魯迅、朱自清、錢玄同、陳望道、徐志摩、張修人等。⑶開放融會精神：
由於北方的戰亂、南方相對穩定，加上自然環境優美，使大批北人南遷，包括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王羲之、謝靈運等都是名士，因而極大改變了浙江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從秦漢時的“有罪吏民”的流放地，經東晉南朝的開發，隋唐時大運河開通後奮起直追，兩宋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並保持至今。何況因經商和出仕而足跡遍佈大江南北，古有“無紹不成衙”、“無寧不成市”的佳話，“紹興師爺”、“寧波幫”名揚天下，故資訊暢通，文化交流頻繁。
我省不但容納了中原文化的精華，而且不失時機抓住西學東漸的契機，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科技，浙江學者對此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如李之藻、楊庭筠、李善蘭學貫中西，開啟東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唐宋以後華僑大量出海謀生，人數位居前列，特別是近代留洋學生熱潮迭起，湧現燦爛的科學群星。顯然浙江文化包含的拿來主義精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例如王充雖然批董但還肯定”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寫過《問孔》、《刺孟》、《道虛》等可不排斥儒、道、佛的成分；王陽明雖是儒家，卻吸取了佛教、道教的養料等可見一斑，難怪蔡元培先生破天荒地倡導“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教育主張。
正因為海納百川，博採眾長，才名流雲集，通過更新自我，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始終煥發無限的生機和活力。⑷求實經世精神，我省許多思想家強調理論上實事求是，行動上經世致用，主張治學務必講實理，求實效，並在實踐中驗證其是非，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譬如王充在《論衡》中有《實知》、《知實》中提出“實事疾妄”、“事有證驗，以效實然”等命題；陳亮、葉適的“義利雙行”、“以利和義”命題；呂祖謙有“育實材而求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黃宗羲的“經世應務”等；章學誠的“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觀點。浙江先民注重文化為國計民生服務，利用便利的交通條件和豐富的物產，長期從事經商活動，越國大臣范蠡棄官從商，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鄰、李延赤、張支信和李處人等往返於日本與寧波、溫州之間；興盛一時的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受浙東繁盛的商品經濟之感染，標新立異地講究功利，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黃宗羲進一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重農邑商”傳統觀念，提倡“工商皆本”，反映了江南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處處表明浙江人大多擁有頭腦靈活精明，長於思考，善於經營，富於機變的特質。
三興學重教和耕讀傳家的民風之陶冶：古代私塾和書院星羅棋佈，宋代就有書院167座，地方學校遍佈；清代有496所；近代新學更是開風氣之先，2023年求是書院（浙大前身）由廖壽豐創辦；經亨頤先生組建的春暉中學與南開齊名，名師薈萃；解放前浙大由馬寅初、蘇步青、竺可楨、錢三強、談家楨等主持，已獲得“劍橋第二”的大名；西冷印社籠絡大名鼎鼎的美術大師，師資陣容蔚為可觀。同時勾踐的臥薪嚐膽精神激發後人發憤苦讀，民間期待成龍成風，崇尚知書達理，全家含辛茹苦，學子們也安貧樂道，好學上進，形成“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的濃厚氛圍，故紹興人以讀書求功名盛況空前，以出足智多謀的師爺龐大群體；東陽有“教授鄉”、“博士縣”的桂冠而聞名全國；金華有“小鄒魯”的別名。
進而社會各界紛紛慷慨頰囊，集資辦學蔚然成風，包玉剛、邵逸夫等斥資助學功在千秋，正是說明重教傳統世代相傳，在當今發揚光大。還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藏書堪稱一絕，建立藏書樓重於儲存金銀珠寶，自晉至清藏書家約400餘 ，有天一閣、文淵閣、嘉業堂等，人們相信書中自有**屋。因而在優良文化氣氛的潛移默化下，浙江具備全國首屈一指的人才庫，二十五史中南宋列傳人物佔全國12‰；明朝佔14‰‰；清朝佔19‰，杭州、紹興是盛產狀元，對此梁啟超、丁文江先生都有詳細考證。
四人文旅遊資源之優勢：首先，文物在全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全國第一批歷史名城中杭州、紹興、寧波榜上有名；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六處。其次古蹟不計其數，比如六和塔、蘭亭、禹陵等，佛教名剎如靈隱寺、國清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更有河姆渡、良渚、馬家浜古人類遺址。
再次園林建築佔一席之地，，杭州為七大古都之一，仍有宋城遺留至今；東陽盧宅、蘭溪諸葛八卦村、武義俞源太極村是研究古老文化的活標本。再次工藝美術特產名聞遐邇，一方面絲綢、茶葉、瓷器、中藥製作工藝精良，如紹興黃酒、金華火腿等自古為皇家貢品，也成為傳統出口產品；另一方面杭州織錦、寧波繡花、東陽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刻、浦江剪紙等名不虛傳，能工巧匠層出不窮。另外，浙江人還培植了眾多農副產品，如龍井茶、金華佛手和茉莉、茶花；黃岩柑橘、磐安香菇、浙北湖羊等。
最後烹飪技藝精湛，風味獨特，五味調和，成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杭州、寧波、紹興菜又各有千秋，沈括、李漁、袁枚等都論述了烹調藝術，蘇東坡不愧為美食家 ，“東坡肉”揚名四方，杭州的樓外樓令人留連，飲食文化大有學問。現在亟待對這得天獨厚的資源加以清理、保護，使古老瑰寶重新煥發青春。
五人文與科學和諧發展之同步：只要粗略統計一下浙江人才分類，就顯而易見，不禁發現這不僅出類拔萃、色彩紛呈，而且數量之多、門類之齊、成果之豐實屬罕見，筆者僅以兩宋為例，有哲學家“四明慶曆四先生”和“永嘉元豐九先生”；金華、永嘉、永康學派等，文學家中詞人周邦彥、詩人陸游等，史學家有王應膦，畫家劉松年、夏圭、李嵩等，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昇，數學家揚輝等。也可以清朝前期為例，思想家有黃宗羲、朱之瑜、龔自珍，詩人朱彝尊、袁枚，戲劇家李漁、洪昇，史學家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發明家戴梓，建築家俞皓，水利專家陳潢等。
因而近代、現代無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都人才輩出，在全國獨佔鰲頭，只有科學與人文的比翼雙飛，才確保了浙江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興旺發達。
香港學者金耀基在《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中有過精闢見解：“中國的現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極地對傳統的巨大摧毀，而是積極地去發掘如何使傳統成為獲致當代中國目標的發酵劑，也即如何使傳統成為發生正面的功能”。浙江文化全面輝煌，經久不衰，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迎接科教興國的挑戰，我們有志氣，有能力，不斷開拓進取，對傳統歷史文化進行梳理、、揚棄和抉擇，在這片產生了無數棟樑精英的土地上再創輝煌，為祖國的現代化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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