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士的這些社會文化品格的形成，除取決於其原本作為基層骨幹的管理實踐傳統外，還與孔子開創的新型士教育制度有關。因為西周春秋以來的士教育偏重於武士式的實踐型知識技能之培養，它與士作為基層管理者的實踐需要相適應。但春秋戰國時代由於新型**的出現，即新式的文官**需要大量的文職管理人才，孔子以民間大師首開聚徒講學之風，既培養了新型的平民文士開始介入**、登上政治舞台，同時亦相當於以民間知識領袖的地位，掌握了相當的社會文化與人生道德價值的宣傳闡釋權，在無形之中左右引導著社會，並以這種在握的**權力於**之外制衡社會，孔子的這種「素王」式作用與地位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深入久遠，亦形成一種傳統。
在這種情況下，培養造就新型的受過系統知識文字訓練的大量人才，既成為時代的當務之急，又成為塑造未來文化傳統所必需。孔子以六**本設教的新式教育方式，恰適應了這種社會歷史需要。
為使貴族子弟能勝任為貴族社會服務的職責，首先應使之入學接受教育，貴族子弟在入學伊始即已獲得準士的地位身份，但一般亦稱之為士。在經過合格的教育訓練，又經過必要的實踐歷練之後，才能取得正式的士身份。《墨子·七患》：
「故兇飢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所言即在學之士。據《周官·地官·大司徒》所載：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十曰學藝」，據鄭注謂「學藝謂學道藝」，則「學藝」者的職事身分為學士，既為「萬民」之一，則非有爵之士，而是出於平民的秀士。《禮記·王制》記載了從鄉里選拔平民秀士乃至入學造士以及官爵任使的一套士的選拔、教育及使用管理辦法，其中言及「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的教育方式，這不純是西周舊制，但肯定在孔子之前又為孔子所借鑑。《大戴禮記·千乘》可為研究西周以來貴族子弟教育的參考，它說，「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
凡士執伎**，修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惠，治眾長卒，所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游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
」按賢指賢士，《周官·地官·鄉大夫》有興賢之法；余指卿大夫士子弟中的余子；秀指鄉里平民秀士；游士指貴族子弟，《周官·地官·師氏》所教包括「國之貴遊子弟」，《周官·諸子》所掌有謂「國子存遊倅」，主要指卿大夫士子弟之未仕者，乃士庶子一類。據《千乘》所言士要從於軍旅，司馬教士車甲，此與《周官》士庶子又掌於司馬合。《大司馬》：
「王吊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夏官·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士庶子被編入軍隊成為中堅骨幹。《千乘》所言乃貴族子弟教育管理辦法，可與《夏官·諸子》掌教國子之法相參觀，這些貴族子弟中的不命之士，平時修德學道，國家有事則應徵召而聽用，其中要以執戈從軍最為主要，因為由他們組成的貴族子弟親軍，乃作為軍隊的中堅，所以軍事教育對他們很重要。《地官》之《師氏》、《保氏》也掌教國子之士，其中包括原始的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藝教育，其中除文化知識外，多為實用型技能教育。
這些貴族子弟偏於武士的特質，也決定了其教育方式上注重實踐歷練的特點。可以說，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乃是士階層所受的基礎教育，這使他們掌握了必要的基本知識與技藝，具有一定的實踐能力，可以承擔起貴族社會的基層管理職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士作為「執技以事上者」的地位是不高的，但卻是西周春秋貴族社會的支撐基礎。
與前引《大戴禮記·千乘》關於貴族子弟教育相近的記載，特別強調了士「執技以事上者」地位之輕賤，此即《禮記·王制》所言：「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裸股肱，決射御。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以之與《千乘》相校，雖《王制》所言有「出鄉不與士齒」這樣的話，但「執技以事上者」確應包括士身份的人，更何況士也主要是仕於大夫之家者。
只是它特別強調了「執技以事上者」地位之輕賤。但這確實是西周春秋貴族社會的意識特點，即重道義而輕技藝的貴族意識。《考工記》謂：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以下所述按序乃：百工、商旅、農夫、婦功四個以技力事上的階層，也從乙個層面證明此重道義而輕技藝的社會觀念。在此意識引導下，士地位之輕賤，根本還在於他們受到六藝教育，因而有能力也有義務擔負起在底層為貴族社會服務的實踐管理職責所致。
或者說是因為「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種西周春秋時代的貴族傳統，致使士因近於「執技以事上」的身份在貴族意識中遭受到某種輕賤。為此，《禮記·少儀》有所謂「士依於德，游於藝」，以為士德藝雙修、德主藝輔的人格修養律條，既要使之能擔負起以實藝為貴族社會服務的職責，又不失其為貴族身份的道德修養標格。士的這種特殊地位身份，也決定其學業講習的特點。
首先，《禮記·學記》有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即因士偏於「執技以事上」的身份特點，故特別強調士人從學首要在立志，即注意以立身行道、巨集揚先王禮義作為其自勉自勵的追求目標。
在祭祀中擔任奔走任事的巫史卜祝亦為「執技以事上」者，他們基本為士的身份，因為他們掌握了六藝知識及相關的祭祀神道知識，《周官·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又：「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鄭注：「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
」祭祀本為神道設教，要求執事者有一定的知識技能，又有一定的精神品格修養，勤於講學實踐，擔任巫史卜祝的士人也如此。士在祭祀中確要奔走執役，《周官·夏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士的這種身份職責決定其緊密結合實踐的講學習業特點。《國語·魯語下》：「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按此所言士之受業講學方式推斷，其所講學必多與所任官事結合的實踐性經驗知識，具有亦官亦學的性質，其中亦反映出西周春秋時代士居官任職與講學習業的學用結合關係。《國語·晉語七》張老論魏絳有曰：「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
」 所言應為這方面的顯例。《說文》：「仕，學也。
」任職仕宦的同時，亦是講學習業的過程，士尤其如此，故《荀子·儒效》曰：「彼學者，行之，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即與君子、聖人相比，士人為學更加重在踐履實行。
《左傳》宣公二年有「宦三年」之語，服虔注：「宦學士」，即謂學職事為宦之士 [4]，亦可證士人為學包括居官仕宦的內容。《論語·先進》載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且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這顯然是原來士以居官仕宦為講學習業方式習慣的反映。士以居官仕宦為講學習業方式，其後乃是學在官府、政教合
一、官師不分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在士身上反映得尤為突出，於是有「士者事也」的古訓，士因此亦成為為貴族社會服務的政治僕役。自孔子用六**本設教始，從而取代了禮樂射御書數式偏於實用型知識技能的教育方式，士人的知識結構與人格特徵亦發生極大變化，最主要的是精神思想觀念上的變化。《論語》中多處討論士的人格修養標準，這反映出孔子正在按自己的教育方式塑造全新的士人人格。
士自此開始樹立起志於道的社會文化使命感，從而強化了以道義自居的人格倫理信念，以及作為社會導師自我期許的精神氣概。他們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仁覆天下，惟德是尚，手握**大權在朝廷之外與社會相制衡。士人每以帝王師傅相勉相勵，為的是高懸呵護道統的巨集謨大志，以發揚吾族文化統緒於將來。
這樣，士便由昔日為貴族社會服務的政治僕役，轉變成立志於獻身吾族文化的社會知識賢達。士在經歷此人格意識上的巨大轉變之後，其人格生命亦與中國文化融為一體。士自此成為社會文化之傳承者與守護者，士之盛衰與世運公升降密切相關，士之生命則與知識文化一體無間，士與文化之關係尤其成為研究中國文化時必予關注之絕大問題。
原其實，自孔子修訂六經、聚徒講學並以此培養新型士人始，孔子就以聖人身份成為傳衍巨集揚中華文化的千古士人表率，並建立起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文統。其後雖有漢武尊儒之舉，但真正維護此文統綿延不墜的社會歷史主角，是歷代以宗聖講學自任的士人知識群體，是他們支撐著中華古國的族運文統，使之長盛不衰。如東晉十六國大亂，晉室南遷，而留居北方的士族成為儲存傳衍中原文化的社會中堅，並推進了此歷史時期的胡漢融合運動。
隋唐以下，先後有遼金元清興起於北方並南下中原甚而入主神州，但每一次無不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實現了民族融合程序中的漢化過程。雖然其中蒙古貴族較他族特殊，因之亦最終退歸塞外，但以「大哉乾元」命名的國號卻永遠留在中華史冊上。隨著明末以來傳教士來華的西學東漸過程，尤其是面對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文化大舉湧入的滄海橫流局面，中國士人提出「中體西用說」以為文化應對之策，意在強調中華文化的絕對主體地位，為維護中華古族的國運文統而自強競進不息。
可以說，孔子之後，中華文化綿延兩千餘年而倡盛不絕，憑藉的主要是士人群體以中華文化作為生命寄託所釋放出來的偉大歷史責任感。望採納
2樓：匿名使用者
春秋戰國時的「士」是貴族，是底層貴族。
如何理解古代知識分子在傳統文化中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3樓：橙子的大世界觀
麼是中國
古代士人？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知識分子。古代的讀書人叫儒生、儒士，讀書人做官，就叫做士大夫。
知識分子必須是正直的人，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熱心於對社會作出貢獻，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書讀得多，卻用於做壞事，那就不是知識分子。我在研究古代士人時驚訝地發現，中國古代士人恰恰具備這種精神。
士人的特質，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參與意識。回顧歷史，那些被後人記住的人都是關注社會的。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亂，士人們都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考慮國家的何去何從。
他們都有「主人翁精神」，敢於接受挑戰。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
」這是一種大氣魄。中國古代士人，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但要思考，更要實踐，並且把國事放在了首位。東林黨有一副著名的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樣的精神數不勝數，還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等等。士人們對社會的認識，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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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成語，春秋戰國時期的成語
董狐直筆 匪夷匪惠 割臂之盟 管鮑之交 季孟之間 九原可作 犒賞三軍 輪扁斫輪 暮虢朝虞 城北徐公 管鮑分金 墨守成規 望帝啼鵑 圍魏救趙 下里巴人 先自隗始 陽春白雪 郢書燕說 遠交近攻 朝秦暮楚 鄭衛之音 縱橫捭闔 東施效颦 東施 邯鄲學步 趙國某人 問鼎中原 楚莊王 知己知彼 孫武 紙上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