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鄭康前
一部中國文學史，可以說的星光燦爛，在這些閃耀著迷人光輝的名單中，曹植絕對是站在前排的。比鍾嶸在《詩品》中就把曹植列為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於中品，把他的父親魏武帝曹操列於下品，這樣的排名雖是一家之言，也足見曹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中國現代文學大家郭沫若認為：「認真說，曹子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識湊成了他。人們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於失寵的曹植。
」這種「封建意識湊成」說，我以為是說得過分了的。不錯，歷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給曹植唱過「忠君愛國」、「以天下讓」等讚歌，這些都是封建意識無疑；但是，曹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並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噓才顯赫起來的，早在王通之前數百年的魏晉時期，他的文學才能就已得到公認。曹植的同時代人陳琳就說曹植的作品「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
」 (《答東阿王箋》)又楊惰也說讀曹植的文章「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他是「仲尼日月，無得逾焉」(《答臨菑侯箋》)，這些評價，已經很高，已開鍾嶸《詩品》之端。也許有人會說，陳、楊都交好於曹之師也」(《答東阿王書》)，吳質是曹丕黨羽，他總不會也來「湊成」曹植吧!
距離三國時期不遠的晉朝人魚豢說「餘每覽植之華採，思若有神」(《魏略》)，陳壽說「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魏志·陳王傳》)，左思說「(曹植)攡翰則華縱春葩」(《魏都賦》)，這些讚詞，恐也同「封建意識」並無多大瓜葛。至於南北朝時鐘嶸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聖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學上的標準，不能籠統斥之為「封建意識」。當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確也存在劉勰所指出的那種「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以勢窘益價」的「舊談」，但這一「舊談」也很難直接與「封建意識」掛上鉤。
所謂「位尊減才」、「勢窘益價」，說的是有人貶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壓制的曹植，如果說這裡表現了什麼「意識」的話，那也只是有人對曹丕的行為反感、對曹植的處境同情而已。而且，這種「舊談」也僅僅儲存在劉勰的間接介紹裡，在今存的劉勰之前的歷史文獻中，已經完全找不到持這種「舊說」觀點的直接資料。相反地，我們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響的論者，在評述丕、植文學成就時持論是比較公允的，如陳壽一方面高度評價曹植，另一方面又說：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哉!」(《魏志·文帝紀》)這裡對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狹窄是有微詞的，但對他文學才能還是充分肯定的，沒有「位尊減才」的意思。可見「舊說」雖有，卻並不很普遍，影響不是很大的。
郭沫若貶抑曹植文學成就的另一條理由是說他好模仿。他說：「子建的詩和文都有濃厚的新鮮綺麗之感，這是不能否認的，但它總也顯示著乙個未成品的面貌。
他的作品形式多出於模仿，而且痕跡異常顯露，……幾於無篇不模仿，無句不模仿，可謂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時雖然比原作更華麗，但每每是只徒誇張，不求統一」。這種以模仿來抹煞曹植創作的說法，我以為也是有失偏頗的。
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賦》是「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洛神賦序》)，《七啟》是「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餘有慕焉，遂作《七啟》」(《七啟序》)。《酒賦》是「餘覽揚雄《酒賦》……」之後受啟發而作，等等。但若說它們純屬模仿而略無新意，就不妥當了。
即以《洛神賦》與《神女賦》而言，二者在描繪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賦》基本上是娛樂君王性質，並無多少諷諭或寄託，而《洛神賦》則全篇流宕著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這同《美女篇》中描寫一美女「盛年處房室」一樣，寄託著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悵恨。二賦的作意是不同的。至於《七啟》，寫得雖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認為就是模仿的結果。
其中「鏡機子」所宣揚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論，同《七發》中「方術之士」的「要言妙道」還是頗異其趣的。所以，這些被指為「模仿」的作品，其實並非純然複製，基本上屬於借鑑或師法前人創作，不應苛責。退一步說，即使以上諸篇以及郭文所列舉的《魏德論》、《髑髏說》都是模仿之作，它們在全部曹植詩、文中所佔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無篇不模仿、無句不模仿」的結論。
郭沫若貶低曹植文學成就的又一條理由是說他只注重辭藻和形式，「他一方面盡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愛驅使辭藻」，「由於好模仿，好修飾，便開出了六朝駢儷文字的先河。這與其說是他的功，毋寧是他的過」。張文也支援郭文之說，認為鍾嶸稱讚曹植，就是著眼於「詞採華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觀與否為標準」。
曹植作品，無論詩歌、散文，率皆辭藻華美，這是事實。但對於藻飾較多這一點應作如何評價，是不能孤立地進行的。只要作品內容充實，那未採潤藻飾就不一定是件壞事，還應受到肯定。
縱觀曹植一生創作，除了前期有一部分作品比較空虛浮泛——如他的《公宴》、《鬥雞》等描寫宴飲遊樂的詩及某些詠物小賦——之外，內容比較充實的居多。他的詩文大多具有強烈的抒情性質，或敘自己的功名志望，或寫被壓抑的痛苦憂憤，或述對自由的追求嚮往，大多熱烈執著、激昂慷慨。他更有一些作品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他講求藻飾，不能目之為只重形式。
至於鍾嶸貶抑曹操、曹丕。列之於下、中品，當然不妥。但他推重曹植，總的來說並沒有大的過錯。
《詩品》對曹植的基本評語是這樣的：「骨氣奇高，詞採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張文只擇取其中「詞採華茂」、「粲溢古今」兩句，就得出「完全是從文章外形的美觀與否為標準」的論斷，未免冤枉了鍾嶸。
「骨氣奇高」、」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這三句如何可以視而不見?這三句說的恰恰就不「完全是」「文章外形」，是著重從內容上說的。所謂「骨氣奇高」，與《文心雕龍．風骨》篇中強調的「骨勁而氣猛」的意思相通，所謂「情兼雅怨」，是指曹植作品的抒情性特徵言，所謂「體被文質」，則是從內容與形式相結合的角度來肯定其創作。
這些意思並不深奧莫測，也頗符合曹植作品實際，它既不應當引起誤解，更不存在可非難之處。
郭沫若把曹植創作與六朝駢儷文字聯絡起來，認為是他開的先河，也欠允當。駢字儷句，發源甚早，應當說從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那裡就有所顯露，中經張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較大發展；他的一些散文，特別是論議碑銘，駢偶文句較多。曹植與蔡邕相比，駢化程度並不更嚴重些。
曹植駢化色彩較濃的文字，大概《孔羨奉家祀碑》可以算一篇，但它比蔡邕的《郭泰碑》等來，還大有弗如之概。其實，曹植與曹丕相比，駢化傾向也不算突出。我們看二人都有的《與吳質書》、《周成漢昭論》等，駢化程度大體上相彷彿，都不及蔡邕整飭。
即使是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如孔融、陳琳、王粲等，駢化也不比曹植差多少。所以把六朝駢文的發展也說成是曹植一「過」，是頗牽強的。
平心而論，曹植在文學形式上談不上有什麼「過」。他特別是在五言詩發展方面，還是個有功之臣。對此廖文是說到了的：
「說他在五言詩上比曹操、曹丕用力更多，對五言詩的創造有重大的功績，這都是沒有問題的」。的確，在他之前，五言詩雖早已存在，也出現過一些佳品，但像他這樣大量地寫作，而且寫得如此「體被文質」，前無古人。五言詩到他手裡是完全成熟了。
說「成熟」，詞采的豐富、表現手法的轉換多變，使詩歌面貌呈現多彩多姿的偉觀，還只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運用五言體詩來反映現實生活、抒情述志上取得的成功。充分發揮五言詩藝術表現的潛在能力，使它顯示出對四言詩體的巨大優越性，曹植的功績實不可沒。
在貶抑曹植文學成就方面最有分量的論點，我以為乃是對曹植詩歌內容的現實意義提出異議。先從歌唱時代亂離來說，曹植曾經貢獻了《送應氏詩》、《泰山梁甫行》這樣比較優秀的詩作，給後代留下了一些時代災難的影像，但是大家反來復去舉到的，主要是這兩篇。……就以為多數同志公認的兩篇優秀詩篇來說，其感情的深切感人的程度也比曹操《蒿裡行》、王粲《七哀詩》、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要略遜一籌。
這裡指出曹植《送應氏詩》、《泰山梁甫行》比曹操、王粲、陳琳諸篇作品在感人程度上略遜，誠是。但是我認為這一情況是可以從作家經歷上加以合理解釋的。應當看到，曹操，陳琳、王粲比曹植年長許多，他們是漢末戰亂的親歷者，《蒿裡行》寫得深刻、《七哀詩》寫得沉痛，都有作者各自的經歷為基礎。
而曹植生於初平三年，正當王粲寫《七哀詩》 (之一)的那一年。他雖然「生乎亂，長乎軍」，但他12歲時，曹操即已攻克鄴城，北方已粗定。他的《送應氏詩》也好，《泰山梁甫行》也好，都是北方大戰亂已平息若干年後所作。
他只是寫劫後情景，當然就不及那些產生於大難之中的詩篇來得更加真切感人。但是從另一角度說，曹植在亂後還寫出這樣的批判戰亂、同情下層人民苦難的詩作，也就難能可貴了，對此不應求全責備。而且，倘若將曹丕來作比較的話，那麼儘管曹丕長曹植五歲，對戰亂的記憶和感受應當比曹植更加清晰具體一些，但他卻還沒有寫出現實意義可與《泰山梁甫行》、《送應氏詩》相並比的詩來。
這不也表明，曹植此類詩篇雖少，卻頗足珍貴嗎?說到數量的多寡，其實曹操、王粲、陳琳的反映漢末戰亂作品，「大家反來復去舉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那幾篇，並不比曹植更多，從未聽說因此就構成對他們提出批評的理由。
其次有學者認為，曹植的一些抒寫雄心壯志的作品，「他的意圖不過是想藉此得到重用，從而個人可以攬取政權」。廖文不同意拿「人道主義」、「愛國主義」這類框子去套曹植的創作，是對的，不過，倘說曹植就是想個人「攬取政權」，恐也缺少根據。我以為曹植的「雄心壯志」，固然主要以個人對功名的追求表現出來，如他一再表示要「功勳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名掛史筆，事列朝榮」(《求自試表》)「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薤露行》)等，不過這是封建時代中許多有志知識分子都使用的方式，非獨曹植如是。
要作進一步的評價，還須看他的功名觀中包括哪些內容。我們看到，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與「國」和「民」聯絡著的，如他在《與楊惰書》中說「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所謂「上國」，當然指曹魏政權，他還說「事君貴於興國」，他要興曹魏。
他多次寫到「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表示「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雜詩》)，說「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求自試表》)，這種為曹魏政權統一天下而戮力的思想，與今天所說的「愛國主義」誠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說它完全是「個人」的東西。統一天下，總不是件壞事。關於「民」，曹植在其詩文中常常提到「拯世濟民」、「輔主惠民」等，他還說過「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為百姓」(《轉封東阿王謝表》)。
這種把君、**繫在一起，把百姓置於國之先的觀點，是傳統的民本思想的一種表現。它雖然不比「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那樣旗幟鮮明，但大體上反映了曹植重視百姓的傾向。從這種民本論出發，曹植對他所了解到的人民困苦頗表同情。
除了《送應氏詩》、《泰山梁甫行》等大家共知的外，還有如他曾向明帝上表，述「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髮，歲歲增調」(《陳審舉表》)，「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諫伐遼東表》)等情況，提出「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諫伐遼東表》)等等意見。這些意見，儘管沒有化為任何具體的政治措施(這裡也有客觀條件限制)，但就它們本身來說，還是有進步意義的。曹植對功名的追求中既然包含有這種為「國」為「民」的因素，我們也就不能籠而統之地說他的「意圖」完全是個人性質的。
總之，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看，曹植在創作上的成就不應低估。他在生前就取得了很大的名聲，死後更長久地受到推崇，絕非偶然。這既不是「封建意識所湊成」，也不是人們純以「外表美觀」為衡量標準的結果，而是文學史的客觀規律——給一位優秀作家以應有地位——在起作用。
說到對曹植的推崇，張文曾說，那僅僅是南北朝形式主義文風氾濫時期的現象，「我們也不妨考察一下盛唐詩人又曾經特別推尊過曹植沒有呢?在我所接觸到的一般文獻上實找不出」。不過張文所說是不確的，我這裡舉一位公認的盛唐詩人杜甫為例，他就曾寫過：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別李義》)，這些詩句都出於《杜工部集》，這書算不上特殊文獻，詩句的意義也毋須解釋，它們能表明，對曹植的推尊並不限於南北朝時期，而且同「形式主義文風」並無必然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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