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萌芽於三代而形成於春秋之際的民本思想 ,是我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作為記載這一時期歷史的「信史」———《左傳》 ,比較集中而深切地反映了這一思想 ,文章通過對左傳中民本思想的考察 ,闡述了春秋之際民本思想中關於神、民關係和君、民關係的認識 ,以及處理這種關係的思想 ,指出 :民本思想的出現 ,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 ,但其本質仍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既定秩序。
2樓：匿名使用者
一、《左傳》的成書
1、《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左傳》是為《春秋》作傳解的著作，作者是左丘明，但後人對此頗有疑義。
2、《左傳》的記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訖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基本與《春秋》重合。大約成書於戰國早期，編定者應是一位儒家學者。
3、《左傳》當時即有寫本，長期單行，與《公羊傳》《穀梁傳》並稱《春秋》三傳。西晉以後經傳合一，成為今日所見的面貌。
二、《左傳》的史觀
1、《左傳》繼承了《春秋》懲惡揚善的良史精神，站在儒家的立場上總結歷史經驗，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作出評價，為後人提供歷史的借鑑。
2、人本精神和民本思想是《左傳》傑出的思想特徵，體現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念，也是當時社會現實和思潮的反映。人本精神是對神權意識的顛覆，《左傳》提出了「民為神主」的觀點；民本思想則表現為對民意的重視，表達民為邦本，民重君輕的觀點。
三、《左傳》的敘事
《左傳》雖然是一部歷史著作，但是它記事詳贍，文采生動，與質樸無文的《春秋》、《尚書》大不相同。它的敘事特色可以從以下四方面來看：
1、文學性的剪裁和歷史事件的故事化。
文學性的剪裁，是說它既敘述了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又善於使所傳達的事件意趣盎然，而避免枯燥乏味的流水帳式的記述。歷史事件的故事化，是說《左傳》在敘述史實時常常借助於人物形象的描寫，描繪他們的言語、行為和彼此之間的關係，有的甚至帶有**、戲曲的色彩。
2、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
《左傳》雖然未以人物傳記的形式記錄歷史，但是在敘述歷史事件時十分注重刻畫人物。其中如曹劌、先軫、弦高、子產、晏嬰等等都是很生動的形象。更可注意的是，《左傳》不僅能夠寫出人物的特性，而且注重刻畫人物性格的多個側面，有的甚至能夠寫出人物性格的發展。
《左傳》主要運用對話、行動來表現人物，而絕少描寫人物的外貌、心理等主觀靜態的特徵。
3、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左傳》以擅長敘寫戰爭著稱，它記錄了春秋時期許多大大小小的戰役，而往往注重對雙方戰前謀劃的敘述。如晉楚城濮之戰前錯綜複雜的外交策略的鋪陳，即是一例。而描寫戰場的場面則以簡潔生動見長。
如晉楚邲之戰，寫被楚軍擊潰的晉兵爭舟渡河，自相攻殺，結果「舟中之指可掬」，倉皇之態畢現。
《左傳》的敘事和寫人，運用了很多細節描寫，極為傳神。如**崤之戰後，晉襄公放走了秦國的三帥，元帥先軫大怒痛斥，「不顧而唾」，表現了他的深謀遠慮和暴躁性格。又如晉楚邲之戰，晉軍逃兵的兵車陷進坑中，追擊的楚人教他們抽去車前橫木，又教他們拔掉旌旗，去除車軛，輕裝出逃。
晉兵一邊逃跑，一邊回頭嘲笑楚軍，說自己不向楚兵經常吃敗仗，所以才沒有逃跑的辦法。這個細節把晉軍的慌亂狼狽，楚軍的從容悠閒，以及晉軍的戲謔可笑，統統表現得惟妙惟肖。
4、《左傳》還善於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如陰飴甥對秦穆公的答辭，既承認晉國曾經有負於秦國，又表明晉國上下同仇敵愾，絕不屈服；既表示晉人對晉惠公被俘的憂戚，更闡明了秦國必須釋放晉惠公的道理。深入對方的內心，把握其心理，言辭端正委婉，不卑不亢，道理充分，分寸恰當，使對方不得不折服。
其他如《燭之武退秦師》、《知罃對楚王問》、《呂相絕秦》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左傳》的這些文學成就，對後世文學，尤其是**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左傳》的「民本」思想是怎樣體現的
3樓：匿名使用者
《左傳》中的民本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君權的根本在民.例如,《左傳》哀公元年記,吳師伐陳,因為十二年前吳先王闔廬伐楚時陳未肯站在吳的一面.「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
『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指吳王夫差）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睏.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今聞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左傳》的「民本」思想是怎樣體現的？
4樓：巫巫巫
《左傳》中的民本思想主
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君權的根本在民。例如，《左傳》哀公元年記，吳師伐陳，因為十二年前吳先王闔廬伐楚時陳未肯站在吳的一面。「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
『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指吳王夫差）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睏。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今聞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十二年前吳伐楚，入其都城郢，楚幾乎亡國。這時吳王夫差的兵力看樣子比闔廬時更強，所以楚國的大夫們大夫們一見吳出兵就感到震驚。這並非是全無理由的。
可是唯獨子西看到了問題的深層實質。他指出，闔廬之強，全憑愛惜民力，從而得到人民的效力；夫差之「強」，則靠濫用民力，從而在實際上是在為其自身的失敗準備了條件，當然對楚也不能成為真正的威脅了。子西看到了乙個國君的權力的盛衰存亡最後取決於人心的向背，說明了君權的真正基礎在民。
第二，立君的目的在於保民。例如，《左傳》文公十三年記：「邾文公卜遷於繹。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
『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
『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
『知命。』」
這種思想的乙個重要特點是：不可以無民，也不可以無君。立君為民，民為目的，是重要的；但是無君即無以達到為民之目的，所以君也是重要的。
這裡也有君民之間的張力關係，《左傳》作者在這種關係中仍保持其以民為本的思想傾向。
第三，如果君不稱職，民可以批評以至反抗。例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
『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這一段文字既說明了子產主張讓人民批評執政者的思想，又說明了孔子對於子產思想的贊同。子產以為，執政者只有聽見人民的批評，才能及時地改正錯誤，才能利民；而利民才可以避免人民的反感的積累，從而才能避免大的政治動盪。這可以說是既利民，又利君。
而在這君民張力的關係中，子產和借孔子的話來表達自己思想的《左傳》作者堅持了以民為本的思想傾向。
又例如，《左傳》莊公十八年冬記巴人伐楚，次年春又記：「楚子（指文王）御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
還，及湫，有疾；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
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
『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鬻拳對於自己的國君，一方面敢於實行兵諫，以至在國君戰敗時拒其回國；另一方面，在做了這些事以後，又十分惶恐，以至自刑、自殺。這顯然是一種很矛盾的現象，其原因何在？當他兵諫和拒君的時候，他是認為國君沒有盡到國君的職責，因而必須用一切手段來督促或迫使國君盡其職責；當他對國君實行暴力以後，他又認為自己犯了辱君之罪，因而不敢自愛而自刑、自殺。
正是因為他自覺地認識到後一點，所以他在做前一點的時候也並非自肆害君，而是出於愛國愛君之忱。《左傳》作者假「君子」之口說鬻拳愛君，道理就在這裡。不僅《左傳》作者認識到了這一點，楚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不然，他們就不會讓鬻拳的後代繼承他的官職以表對他的報答了。
從這一件事又可看到君民之間的張力關係，而《左傳》作者在這種關係中仍然是以民為本的。
又例如，《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魯昭公流亡在外多年後死於幹侯，晉國大夫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罪，何也？」史墨回答了一大套話，其中最重要的是，「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
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
趙簡子（鞅）看到魯君被季氏流放而死於外，以為是不正常的，而魯國的人民卻無異議。他於是問史墨原因何在？史墨的回答很明白：
首先，從邏輯上說，國君而不勤民，就是未盡為君之責；為君而未盡為君之責，自然會被人民遺忘；被遺忘了的國君流死於外，自然不會發生人民的**。從歷史角度說，改朝換代，君臣易位，自古以然，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呢？終極原因還在於君是否能盡其為君之責。
君不忘民，能勤民事，民亦不忘其君，這樣君位就可以維持下去；否則，君位就不能維持下去。這裡再現的還是君民之間的張力關係，而《左傳》所引的史墨之言仍然重在以民為本。
更能說明《左傳》作者民本思想的是宣公四年關於弒君的凡例：「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所謂「稱君」，就是只寫被殺國君的名字，不寫殺君者的具體人名，而寫某國或某國人弒其君。
古人以直呼其名為不敬，稱君之名就表示此君不足敬，已說明其無道；不寫具體殺君者的人名而稱某國或某國人，則說明此次殺君並非某個人的行動，而是國人對此君都已不能容忍，皆有殺之之心。在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凡國人皆曰可殺的國君被殺，就不是殺君者犯了罪，而是被殺的國君無道而該殺。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被殺的國君違背了其為君的職責，即君以保民的職責。君與民在這裡同樣處於一種張力關係之中，《左傳》的弒君凡例在這種關係中顯然以民為本。
死時劉安尚未封為淮南王，所以偽古文《五子之歌》「民為邦本」之說非始出於《淮南子》，而出於上述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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